6月7日电题：《许伟：这三个因素或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的结构性转变》

　　从中期视角看，有三个可能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的结构性转变因素。

　　第一，宏观政策理念发生变化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，使全球私人和政府负债都出现一定收缩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，政府扩张了资产负债表，但私人资产负债表收缩。疫情以来，私人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均有不同程度扩张。当然，这和危机性质有一定关系，但理念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。美联储修改了政策框架，提升了对通胀的容忍度。鲍威尔在2013年讨论缩减购债计划的时候，相对鹰派，但造成了市场较大的波动。现在美国经济尚未充分恢复，过去的那段经历应该会让他更谨慎对待紧缩。由于对刺激过度的担忧让位于刺激不足的担忧，财政纪律也更松弛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讨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，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货币扩张不一定导致通胀。但要看到，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坚定的反通胀立场，在一代人心中树立了央行自主性的权威形象，锚定了通胀预期，一定程度上成就了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大温和。但显然，千禧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，经历过量化宽松、资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，经历过疫情之后政府大力度救助，这种预期的稳定性可能发生改变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是“长期停滞”概念的重要推动者，但最近也在指责美联储“太自大了”(Dangerous Complacency)。

　　第二，全球供给体系效率下降推升成本。对全球大循环有一个简单形象的逻辑，即欧美负责消费或创新，东亚负责生产，拉美和中东负责提供原材料。因为这套逻辑设计，让美国既享受到了低廉的商品和服务，又能以低利率成本借钱，还能在海外投资当中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，享受所谓的货币霸权。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全球大循环难以为继。而且，危机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各国更多考虑安全性和产业链韧性问题。欧美也希望推动制造业回归。东亚则开始有更多的创新。比如，从创新链的变化看，美国研发投入大幅下降。同时，全球化进程面临更大的逆风，新冠疫情的冲击也进一步增加了各方对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的担心，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。而当全球大循环被缩减为区域性循环的时候，整个供给效率是下降的，相关成本会显著上升。

　　第三，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往中速增长阶段换挡基本结束，供求更为平衡。次贷危机之后，虽然全球化受到冲击，但是刚好叠加了中国过去十年的增长阶段转换，在过渡期间供给相对比需求多一些，因为之前的产能是按照高增长预期投入的，但随着重要的需求增速回到与中速增长阶段基本匹配的水平，后续的产能布局也会有所调整。再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供求更为平衡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和政策落实，也可能进一步提升传统行业产能集中度。尽管经历了疫情冲击，但两年平均看，一季度经济增长5%，如果再考虑到一些消费需求不能再追回，实际经济运行已很接近潜在水平了。一些重要的细节，也有助于评估经济恢复动能。消费端，服务消费恢复相对滞后。跨国来看，像泰国这种旅游业/服务业比重比较大的国家恢复比较慢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但商品消费、住房支出保持较快增长，显示居民支出意愿并不低。投资方面，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看，增速还不高。微观的活力也在继续改善。2021年前4个月，新办涉税市场主体超过400万户，显示微观主体非常活跃。而新办市场主体尤其是新增企业，吸收就业能力和经济竞争力往往更强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研判当前形势，不仅要从流动性、疫情造成的供需错配等角度看，可能还需要对中期结构性转变因素给予更多考量。从这些结构性视角观察，全球通胀的中枢可能会有一定抬升。中国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，从2020年5月份就开始做出前瞻性调整，比如货币市场利率缓慢回升。至于评估美联储下一步量宽缩减，是否会重复过往的美元周期，剪新兴市场新一轮“羊毛”，则需要更多考虑美国经济体量的相对下降，以及美联储政策制定中国际因素权重的上升。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，目前中国经济恢复动能较强，重要农畜产品和能源供给有保障，宏观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大。

（文章来源：中新经纬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