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接受《文化纵横》采访，围绕疫情后中国与西方世界（尤其是美国）关系的变化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。

姚洋教授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但亦不乏争议，兼听则明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

《文化纵横》：我们注意到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许多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并不是特别友好。您认为会不会形成这样一种趋势：由于这次疫情，西方世界认为中西方之间在制度和价值观层面会有一个根本的PK，于是放弃西方世界内部的一些局部的利益冲突，团结起来，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国进行整体的抗衡，也就是说以妖魔化中国疫情作为抓手，在西方社会进行广泛的动员，进入所谓的“新型冷战”，这种可能性有没有？

姚洋：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挺高的，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“新型冷战”的局面。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。

首先是西方政客“甩锅”的需要。这次疫情确实先在武汉暴发，一开始我们的应对有一些耽误。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初期的应对迟缓几乎是所有国家都经历的。

至少在1月23号之后，西方国家是知道这个病毒能够人传人的，但是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，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甚至当意大利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，其他国家还是不采取措施，直到3月中旬大暴发。

而我们国家一旦采取行动之后，就迅速控制了疫情，第一个走出了疫情。在西方社会，有理性的人都同意中国对疫情的控制是非常得力的。

但是现在西方的一些政客看到自己国家的疫情这么严重，就开始来谴责中国，说中国没有事先告诉我们。这么说是很不合理的。

至少1月23号之后，你们应该在国内采取措施。美国都停飞中国了，为什么在国内不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？

其实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官员的想法，应该跟当初武汉的官员差不多。从官员的角度考虑，他们肯定是希望采用一些不那么极端的方式控制住疫情。封城的代价和社会影响太大了，让谁去下这样的一个决心都不容易。

其次，进一步看，现在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制度问题，他们说中国能做到这么严厉的防控措施，是因为你是一个非民主的社会，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。

疫情过后，西方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恐怕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位，西方世界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中国的制度发起一个根本性的挑战。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大的挑战。

他不会去讨论中国在抗疫方面发挥了多少作用，给国外提供了多少援助，他们只会抓住你的体制问题，然后联合起来，以此作为攻击中国和向中国追责的抓手。西方几个大国的政客都提到了这一点，这大概是之后我们需要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。

这种时候，我觉得中国的学者——特别是一些中坚学者——应该挺身而出，在理论上去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哲学基础在哪里？它的优势在哪里？它的弱点在哪里？

总之，我们应该积极地说明中国体制的运转逻辑，应该突破威权政府VS民主政府的对立二分法，从政府能力层面就事论事地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。

《文化纵横》：如果“新型冷战”不可避免，对于中国来说，如何应对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我们要制定和执行怎样的对美政策。如果我们现在将美国视为敌人，只会刺激美国以举国之力来与中国为敌，这显然不是明智的战略选择。中国政府也很清楚，目前仍然应当尽量团结美国，为中国争取更进一步的发展空间。但是光一味地委屈自己以求团结，可能也不行，人家并不理你。您认为不通过斗争能达到团结吗？

姚洋：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竞争关系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竞争的过程中求合作。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对手。中国还一直不承认我们两个国家是竞争对手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表态是没用的。

我们可以承认中美现在处于一个竞争的态势，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、地缘政治和科技这三个方面的竞争已经形成了，我们必须面对。

但是，我们还应当告诉美国人，中美之间虽然在这些方面有竞争，但是两国仍有合作的空间，比如在经贸领域和国际秩序领域。我一直认为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
美国把WTO搞垮了，WTO现在停摆了，但是他愿意跟中国谈，谈出来了的规则事实上会成为下一步WTO改革的模板，这样我们不就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？

所以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美贸易战仅仅看作美国在打压我们，而是应该采取更加主动的态度，跟美国开展谈判和合作，这样我们就慢慢进入了一个规则制定的领域。

所以，如果说中美之间将进入“新型冷战”的话，“新型冷战”和美苏之间的冷战也是不一样的。美苏之间冷战是两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合作，而现在我们跟美国合作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，除了经贸领域，在反恐和援助发展中国家这些领域，中美之间也可以有合作。

我想这样的对美战略，大概是未来一段时间里一个比较好的定位。

《文化纵横》：当前国内关于危机应对有两种观点。一种观点认为这次疫情提醒我们，中国应该打造闭合的、内部循环的产业链，以后走一条以自己为主的、自力更生的道路。这种思路某种程度上就是您说的“经济民族主义”。

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不可逆，不可能去中国化、逆全球化，所以应该继续推进全球化，只不过我们应该举起“新型全球化”的旗帜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，以“一带一路”为主导，以我们倡导的多元、包容、共赢的全球秩序作为追求，这才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。您如何评价这两种发展思路？

姚洋：第一种思路首先我们做不到，其次也没有必要。在中低端领域，我们已经形成闭环，在中国你想生产什么都能生产。但在高端领域，我们又做不到这一点。

比如芯片，在芯片设计方面中国没问题，寒武纪、华为的芯片设计是世界一流的，但是制造我们不行。

在芯片制造方面中国面临着两个问题：首先我们没有光刻机；其次我们要想达到人家的成品率，也是非常难的，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。

除了办不到，也没必要。尽管美国对我们有一些供应限制，但是也没有完全限制住，哪怕像对芯片的限制，到今天还是一直在延期。

这说明美国要下决心断供中国也是很难的，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芯片市场，放弃中国市场他自己也受损。所以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说也成问题。

此外，如果你走这条路，刚好就给别的国家一个口实。我们如果搞经济民族主义，只会刺激别的国家也搞经济民族主义，长远来看，这对我们仍然是极其不利的。